当初没有封嘴就不必封城
当初没有封嘴就不必封城
武汉等城市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封城，其对民众心理的打击和社会承受的负担都无以计量。且疫病还有扩大蔓延之趋势，社会为之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加惨重。这就再次证明言论宽松的重要性，它不仅关乎意识形态，更是健全现代社会管理的必要条件。如果民众享有充分的言论宽松，8个武汉市民在网上发布肺炎消息没有遭遇封嘴，防范应对可以大大提前，疫病祸害何至于斯？没有封嘴，甚至就无需封城。显然，只要我们还不能摆脱意识形态束缚，将言论宽松的认知提升到社会管理的要求上来，我们还将为之付出更为惨烈的代价。
约束言论宽松的最大顾忌莫过于谣言惑众，如果那8个人发布的消息不真实，而又没有受到政府的制约，那就等不到政府下令封城，武汉就可能变成空城。听任不负责任的人乱发谣言，民众非常可能无事一日三惊，任何社会都也扛不住这样的紊乱。所以遏制谣言是必须的，但是方法不是管控言论，而是推进言论宽松。因为管控言论，就是让民众在政府认定的框架中说话和思考，如果政府的认知永远走在民众前面，这倒无可非议，但这不符合人的认知规律。因为人的认知水平只能提升于民众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中，民众接受政府的设定，政府也就失去了博弈的对象。如同只让一方走棋，另一方只能干瞪眼一样，其结果不仅是双方棋艺的下降，甚至下棋的规则都会被破坏殆尽。所以言论宽松是提升言论质量和管理水平、识别和拒绝谣言的基础，如果用管控言论来对付谣言，它的危害甚至比谣言要大得多。
只有言论宽松才能提升民众识别和筛选信息的能力，否则，他们看到听到的净是千人一面，千口一腔，他们无需辨别，也无从辨别，而事实又往往与之大相径庭，他们早晚掉进塔西佗陷阱，凡是你说的我都不信，谣言就有土壤。政府实际上依据自己设定信息的反馈决策，这就变异成与事实无关的自娱自乐，从而加剧民众的不信，谣言土壤更加肥沃。如果言论宽松了，民众自己会判断和识别信息可靠性，谣言将止于智者。这个民众素质的提升过程，如同孩子的长大一样，容不得政府的越俎代庖，更不用说随意对谣言的打压了。此外，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尽快尽可能准确地公布新的消息，而不是捂着盖着，民众有正常可靠的信息渠道，自然不会轻信来源可疑的信息，谣言止于公开透明。公开透明的前提是政府公信度的提高，如果只告知真相，而不再是宣传教育，让民众自己做出判断，则民众的识别能力就能与政府资讯质量一起提高。由此两者的支撑和铺垫，乡野痞夫的谣言一定会被驱逐到最狭小的角落里。
毋庸置疑，民众认知和政府信息公信度的提升都需要时间，在这过程中，各种信息会泥沙俱下，鱼龙混杂，误导与震荡并存，真知与互信共长。这就非常可能发生并无什么病毒，而有民众倾城而出的紊乱，但比较起没有经过言论宽松的博弈，而将非常严峻的疫情信息屏蔽20天，仍然举行最会交叉感染的新春团拜、万家宴来说，这样的代价几乎微不足道。两害相权取其轻，为了长期走出困境，接受短期的震荡，无论如何是明智的选择。更不用说，民众认知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平台，没有言论宽松历练的认知不可能支撑政府的现代化举措。
言论不宽松，政府承担鉴别信息的责任，小有失误即会成众矢之的，就像这次封嘴8位肺炎发布者一样。其实，任凭他们大喊大叫，民众也未必全然相信，但他们没有理由怪罪政府。言论一宽松，爱信不信，各担其责，干卿鸟事，偶尔政府判断正确，大家感激不尽。而且言论一宽松，非常可能有人发布比这8位更早，政府则能见微知著，采取措施于事态微萌之时，收大功于天下昭然之日。两相权衡，为政府计，则言论宽松，理当如此，早该如此，何不如此？当然言论宽松非常可能涉及问题，届时只要限定民众的行为，则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天下太平。
胡海鸥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
